保监会通报：车险拒赔假赔问题严重
例如，文书上网会不会增加舆情风险？法庭笔录被录音录像替代是否不利于上诉审查？电子卷宗是否增加阅卷负担？在线诉讼是否违反亲历性原则？机器是否会代替法官审判？有争议和质疑，自然就有回应和改进，而这些回应和改进本身也是一个凝聚共识、优化完善的过程。
[69]综上所述，本文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如下八个要点：其一，事实推定是关于未知事实的推定，推定对象为待证事实，与权利推定并列作为推定方法的下位概念。五是事实推定的推定事实：推定事实虽只具有或然性，然是推定反驳不能而已达到证明标准的事实。
正是由此决定了规则推定推出的事实具有或然性而可反驳，而由立法者规定了的决断性结论自然也就具有不可反驳性。即以本质区别或曰根本区别来判断规则推定与法律拟制的关系。或者说，关于未知事实的推定与传统概念的事实推定的关系为：前者是后者的属概念，两者之间存在的是属种关系。例如，在偷盗之后的片刻占有偷得的财产，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可推出占有者与盗窃行为有联系。事实推定与权利推定的区别在于推定对象：前者的对象是程序法上的事实，后者的对象是实体法上的权利。
既然如此，那么两者都可以纳入事实推定的重塑概念。其三，关于未知事实的推定。虽然一定程度的政治统一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如美国、德国等联邦制国家也需要确保外交、国防、国家象征等主权事务由联邦负责立法，日本等单一制国家则会进一步统一规定国家机构的组织、运行事务。
而在作为社会主义单一制国家的中国，政治层面的统一不仅包括国家主权事务、国家机构等，也包括对公民重要利益的剥夺（如刑罚制度）以及资源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如财税制度、自然资源制度）等。与此相关，在联邦制国家，央地权力争议需要通过中立第三方机构，比如法院来裁决。如《刑法》和《税收征管法》明确将刑事责任和税收的设定权限制于狭义法律，而《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均规定只有法律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中央统一领导在国家治理领域首要就是实现全国法制统一，实现了法制统一之后自然可以保障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
如《江苏省开发区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开发区管理机构作为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在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行使经济管理权限，提供投资服务。其次，法制统一中的市场统一维度在各个国家均体现出相似性。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联邦制国家中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必然要出现在联邦宪法之中，因为各州的立法权并不从属于联邦，联邦立法也无权调整各州立法机关。[16]地方人大作为国家机关不能违反法律，而法律却可以规定国家机构相关事项（《宪法》第62条第3项）。这50处法律规定均为宪法上的法律保留条款，而其余37处则是在笼统意义上提及法律，大多不涉及法律保留的问题，如第5条第4款中的遵守宪法和法律，第33条第2款中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64条第2款中的法律和其他议案等。
第2款中没有强调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因为自然资源利用制度和所有制度在性质上存在差异，前者属于行政管理秩序范畴，而后者主要涉及基本经济制度。前注(11)，王锴文，第1313页。另外，由法律规定由全国人大以法律规定代表了一种宪法委托，其对象只能是形式法律。原因在于，地方立法若被概括授权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事项，则会事实上破坏社会主义公有制，造成生产资料无法真正为全民所有。
这说明行政权的享有主体从宪法上说是各级人民政府，而一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属于行政权的内部结构，不在整体上承受行政权。正是由于一般规范的不一致，个别规范在横向和纵向法律保留中存在适用上的差异，纵向和横向保留中未列举情形的范围亦有区别。
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整体上最有利于经济效率，因此，市场经济天然地呼唤统一。[20]参见韩大元、王贵松：《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涵义》，载《法学》2005年第2期，第45-47页。
因此在我国，市场统一原则覆盖的应当是和市场交易、流通直接相关的事务，如商事、金融、交通运输等。不过，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不同地方对国家机构的需求可能是十分不同的。[日]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刘明祥、王昭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因政治统一必要而应由法律保留的重要制度包括《宪法》第8—11条、第16条、第17条规定的基本经济制度，第31条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第111条规定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第115条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立法法》第11条规定的国家主权制度、财政制度、海关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等。而与市场流通无直接联系的环保、安全生产、消防、劳动者保护等则不必纳入中央立法保留的范围。合同制度本身是商事制度的核心，各地合同制度若不相同，则交易将难以进行。
例如，根据《宪法》第13条第2款，国家是否只能按照法律规定来保护私有财产和继承权？[19]针对该问题，回答在原则上是肯定的。纵向法律保留是央地立法权配置的一种特殊模式，存在于单一制国家，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不同于联邦制下的分权制度。
当然，这一判断或许会引起争议，因为我国《宪法》并未规定省级地方性法规要依照法律制定，仅在第100条中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抵触上位法。[16]参见王锴：《合宪性、合法性、适当性审查的区别与联系》，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8页。
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21]另外，法律保留的个别规范所形成的三大内容板块的边界又在何处？除了宪法和法律已经列举的情形外，是否还包括其他的情形？由此可见，对法律保留适用范围的理解还必须依赖对其背后的一般规范的阐释。
因为，在根本上，地方立法机关掌握的权力仍然属于中央。在宪法直接要求组织性事项由法律保留的前提下，法律也不应概括性授权地方立法机关设立开发区管理机构。来源：《中国法学》2023年第2期。[23]王建学：《中央的统一领导：现状与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1期，第48页。
这些开发区管委会虽然没有《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上的依据，但有些获得了地方性法规的确认。在严格保留模式下，概括授权只能由权利的创设规范完成，不能进行概括性转授权。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38]不过，并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的纵向法律保留均应当采用严格模式。而与法制统一直接相关的规范是《宪法》第5条第2款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原则。
综上，在联邦制下，联邦和州的权力相互分离，全国没有一体性的权力，此为分权模式。如果各地法规、规章与中央不协调，那么中央政令的贯彻就会受到阻碍，全国统一市场也会受到影响。不过，我国刑法理论上关于罪刑法定的讨论重点强调的是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无权制定与犯罪和刑罚有关的规则，极少涉及地方立法的制定权，[4]通常只是顺带指出地方性法规与行政法规一样，不应规定刑事责任。上述原则在我国分别对应于规定依法治国原则的《宪法》第5条和规定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第2条。
我国近些年所出现的乱罚款、乱摊派现象也揭示出赋予地方独立财税权力的风险。但在总统制和半总统半议会制下，行政权并不完全附属于立法权，并非完全唯代议机关的法律是瞻[11]。
[6]同时，虽然大部分税种设立的目的是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但还有一些税种设立的目的在于调整课税对象的行为，属于管制性税收，如奢侈品税、环境污染税等。这进一步提示我们，纵向法律保留背后的理论基础不同于横向法律保留。
[29] See Norman Redlich,John AttanasioJoel K.Goldstein,Understanding Constitutional Law,Lexis Nexis,2005,p.134.[30]如《日本国宪法》第31条规定：不经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自由，或课以其他刑罚。根据对这些规范含义的解释，我国纵向法律保留的范围涉及社会主义政治统一和市场统一两个维度。
